一是澳门特区政府宣布,经过多方努力，本轮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正稳步恢复；二是千里之外的成都，新增本土病例引发关注，部分区域实施临时管控，一南一西，两座城市，两种看似不同的疫情图景，却共同勾勒出中国在动态清零总方针下，因地制宜、精准防控的复杂实践，澳门疫情受控的经验，能否为成都乃至其他城市提供镜鉴？在“疫情受控”与“疫情出现”的表象之下，又蕴含着哪些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深刻命题？

澳门的“受控”：精准与高效的协奏

澳门此次疫情能迅速受控,绝非偶然，其成功关键在于将“精准”二字发挥到极致，作为人口密集、经济外向的微型城市，澳门首先得益于其“小”的优势，便于快速动员和精细管理，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开展高强度、多轮次的全民核酸检测，利用健康码系统实现风险人员的快速追踪与隔离，对重点区域实施“网格化”封控，将影响范围缩至最小，信息发布高度透明，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释政策、公布数据，有效稳定了社会预期，赢得了市民的配合。

更重要的是,澳门将疫情防控与保障社会基本运转、市民基本生活紧密结合，在实施必要限制措施的同时，全力保障物资供应渠道畅通，设立支援站点关怀老弱病残，并推出经济援助措施以缓解企业与居民的压力，这种“硬核防控”与“柔性服务”的结合，体现了治理的温度与精度，为在狭小空间内快速扑灭疫情提供了范本。

成都的“应对”：韧性之城的压力测试

反观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100万的超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其面临的防控挑战与澳门有质的不同，成都的“疫情出现”，实际上是超大城市在开放环境中，应对传播力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一次常态化压力测试，成都的应对，展现的是另一种维度的“精准”与“系统韧性”。

成都的反应链条迅速启动：“以快制快”开展流调溯源，划定了高、中风险区及临时管控区域，力求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与澳门类似，成都也依托大数据和网格化管理，但规模更为庞大复杂，成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防控同时，格外注重保障这座超大城市的“生命线”运行，它不仅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经济引擎，还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物流、医疗、保供功能，成都的防控策略必须在阻断病毒传播和维持城市核心功能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其决策的复杂度远高于微型城市。

镜鉴与深思：超越“有无”的治理智慧

表面上看,澳门是“受控”的完成时，成都是“应对”的进行时，但将两者简单对比评判孰优孰劣并无意义，真正的智慧在于，从各自实践中提炼出超大城市与微型社会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共通逻辑与差异化策略。

其一,“速度”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城市规模大小，早期发现、快速反应、坚决处置都是遏制疫情扩散的根本，澳门胜在转身快，成都则挑战在于如何在庞大体系中实现全域快速响应。

其二,“精度”是减少代价的关键，精准流调、精准划分风险区域、精准管控，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影响，这是两地共同追求的目标，澳门的精度体现在地理空间上，成都的精度则需体现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与功能系统上。

其三,“温度”是凝聚共识的基础，透明的信息、畅通的沟通、对特殊群体的关怀、对民生需求的保障，是赢得公众理解、配合，乃至形成社会合力的基石，这一点，对任何城市都至关重要。

其四,“维度”决定策略差异，澳门作为微型外向型经济体，策略可更集中、更彻底，而成都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关键，其防控必须综合考虑内外循环、区域协同、功能保障等多重维度，策略必然是动态、综合且更具弹性的。

在动态中寻求最优解

“澳门疫情受控”与“成都有疫情吗”这两个关键词，不应导向对城市防控能力的简单比较，而应引发对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更深层的思考，中国的疫情防控，始终是在“动态清零”总方针下，追求“科学精准”，每一座城市的实践，都是在这一原则下，结合自身区位、规模、功能、疫情特点所作的“定制化”应答。

澳门的经验提醒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控制疫情是可能的；成都的应对则告诉我们，面对不断变化的病毒和极其复杂的城市系统，防控是一场持续的、需要巨大韧性的战斗，两者共同印证：真正的“受控”，不仅指疫情曲线的平复，更指一套社会治理体系在压力下所展现出的学习能力、调整能力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的能力，疫情是暂时的考验，而在此过程中淬炼出的精准治理、数字赋能、社会协同与人文关怀，将成为所有城市迈向更美好未来的持久财富。